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进展、趋势与政策选择

企业数字化转型事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其中，国有企业对政策导向更敏感、更有资源保障和数据基础，而且更多承担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牵引、信任维持等任务，更具战略性且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但如何评估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过去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定性分析和感性认识。我们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和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关键词，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进展、成效和趋势等进行量化分析^[1]，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一是国企数字化转型比例不断增长、转型程度稳步提升。以上市国有公司为样本，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国企比例从2007年不足半数增长至2022年超过95%;同时国企数字化转型程度从2008年的0.59上升至2022年的3.13，在15年间实现了超过5倍的提升。与此趋势相适应，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内容逐渐丰富，转型层次从局部突破转向全面覆盖。2007年时国企年报中仅包含54个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且主要为“信息化”“一体化”“数字化”等较为笼统的词汇；2022年已扩展到153个，并且涉及“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更为具体和专业化的词汇。

二是国企数字化转型从数字产业化向产业数字化扩散。国企数字化转型早期更多的表现为数字产业化，转型程度较高的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数字行业。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以及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产业数字化趋势显现，建筑安装、道路运输、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显著加深。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农业、食品制造业以及采矿业等低附加值产业和资源依赖性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始终未有提升。

三是国企数字化转型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程度更高，但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国企数字化转型领先省份主要集中于广东、上海、安徽、江苏等东南沿海和长江沿线地区，西部地区和山河四省的国企数字化转型速度也逐渐加快，但转型平均水平依然落后于先发地区。随着各省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持续深入和后发追赶，2022年省份间的数字鸿沟程度^[2]（28.5%）相较2007年（58.5%）已缩减一半。

四是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注重数字技术整体布局和中长期发展。国企主要以数字化生产和数字信息管理等长期性布局作为转型目标，表现在年报中的代表性词汇以“数控”“信息中心”“集成化”等为主；而民企偏向通过数字化商业和智能化应用来提升经营绩效，年报中的代表性词汇为“电商”“智能制造”等。这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更重视服务国家战略和行业整体发展，因而更关注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的深度和广度。

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看，不断深化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城市的经济社会特征、企业自身的财务因素和公司治理水平均是驱动国有企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我们用夏普利分解法将所有解释变量对整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释结果拆分为各个解释变量的贡献，发现时间趋势、城市经济特征以及公司财务特征分别占到总解释力的51%、23%和18%。可见时间趋势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选取可持续增长率、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益率分别衡量企业的成长能力、盈利能力，以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3]。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每增加1%，成长能力平均增长17.0%、资产收益率平均增长14.3%、成本利润率平均增长9.6%；地方国企数字化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成长能力平均增长9.4%、资产收益率平均增长11.5%、成本利润率平均增长5.4%；但数字化转型对中央企业经营绩效未体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们分析，这是因为央企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更侧重于长远发展，往往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实现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而非仅仅为了提高短期财务绩效。此外，由于央企更多聚焦数字基础技术研发和整体布局，短期内也难以产生经济效益。

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主要表现为短期效应：数字化水平每增长1%，民营企业的当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0.17%；从中期看，滞后四期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再具有正向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中央企业在短期和中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长1%，中央企业当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0.26%，滞后四期的中期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0.32%；数字化转型对地方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尚未表现出显著提升作用。

我们认为，这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所导致的，央企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更侧重于长远发展，侧重于数字技术的研发、数字生产的布局，可以更持续地为企业改善生产力。而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的差异，与两者重点关注的数字化转型方向有所不同有关——中央企业更注重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而地方国企则相对更重视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由于数据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以及企业“重自动化、轻数字化”导致数据采集率不高等因素制约，数据要素效能目前尚难以释放，使央企数字化转型方向更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分析，国企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企较多布局的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相对较慢。数字化转型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和高技术行业，而农业、渔业以及采矿业等低附加值或资源依赖性产业的数字化水平还较低，转型相对滞后（农业、渔业和采矿等行业国企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为0.90，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行业国企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为3.38）。由于历史原因和存量国有资本调整较为缓慢，国有企业仍较多地布局于传统产业，而在数字化程度高的战新等行业布局偏少。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行业间差距加剧，传统行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竞争优势被弱化。如果不能赶上数字化转型浪潮，传统行业的生态位将会进一步恶化。较多布局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不仅可能掉入数字化转型陷阱，甚至会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

二是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释放。数字化转型对中央企业经营绩效无明显提升作用，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对央企成长能力、资产收益率和成本利润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314、0.313和-0.000455，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样转型程度下，数字化转型对地方国企在成长能力、资产收益率和成本利润率方面的提升作用也仅为民营企业的55.3%、80.4%和56.3%。与民营企业聚焦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等短期收益目标不同，国企数字化转型更重视服务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重点发挥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因而往往聚焦于提升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数据治理等长周期目标的实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内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带来额外的成本和支出负担。在国企绩效考核的严格约束下，这会影响甚至制约国企数字化进程。

三是国企弥合地区间的数字鸿沟的积极作用仍有待发挥。2007年中、东、西和东北地区的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仅为0.69、0.60、0.42和0.28；2022年各地区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明显提升，分别达到3.00、3.22、2.51和2.86。同时，2007年和2022年各地区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37和0.10。数字化转型先发地区能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投资，这进一步导致市场主体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数字化先发地区，虹吸效应将使后发地区陷于恶性循环而扩大数字鸿沟。尽管后发地区努力追赶，数字化差距出现了逐渐缩小的趋势，但仍需要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2022年仍高达28.5%），并重视其可能引致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加剧等潜在风险。数字鸿沟相当程度上与基础设施布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由国企主导，国资国企的布局结构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国有企业还要进一步通过优化空间布局结构、自身数字化转型及示范引领等工作，在弥补地区间数字鸿沟上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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